神龙二年(706年)九月的仪制令明确规定:“诸一品以下，食器不得用浑金玉;六品以下，不得用浑银”。开元间(713-741年)银器的使用已较前有所增加，但在“金银之属谓之宝，钱帛之属谓之货”。的情况下，唐廷仍明令禁止金银器使用范围的扩大。开元二年(714年)唐玄宗称:“联欲捐金抵玉，正本澄源。所有服御金银器物，令付有司，令铸为挺，仍别贮掌，以供军国。珠玉之货，无益于时，并即焚于殿前，用绝争竞。”同时还颁《禁奢侈服用软》，重申了臣僚服饰“四品以上饰以金，五品以上饰以银”的规定。

　　但延至中唐以后，金银器开始流行。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，仅今陕西、内蒙、浙江、江苏、河南、青海、山西等省区1957一1991年的21次发掘，先后出土唐代金银器就达2500多件。而其中一次出土上千件的陕西西安何家村和江苏丹徒丁卯桥，上百件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和浙江长兴下萃桥，均为中唐以后的窖藏。这些银器的重要用途之一，是各地向唐中央进奉和唐中央对达官贵人的赏赐。因此，中唐以后出现了空前的金银进奉和赏赐之风。德宗继位，为表示俭朴，大减各地进奉。但大历十四年(779年)闰五月“丙戌，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，银器勿以金饰。”银器似乎已不在禁止之列。金银器使用的禁令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中晚唐时，伴随着金银器成熟时期的终结、普及和多样化时期的到来，银器种类大增，纹饰更加丰富多彩，大型器物和铭刻器物增多，造型和纹样更为大众化。

　　当然也应该看到，唐代的白银产量毕竟有限，白银器饰的全面普及尚有待时日。元和七年至十三年(812一818年)的6年间，宪宗倾全力打击方镇，先后8次出内库财物付度支，但在共支钱123万贯、绢163万匹的情况下，所支银却仅有5000两。虽然宪宗内库藏银量已不可考，且所支出的5000两也不一定是内库所藏的全部，但宪宗似乎还不至于舍不得出内库银用于打击方镇。无独有偶，敬宗时(824一826年)又有将左藏金银悉数收入内库之事，可全部“宣索”到的也只有挺银及银器10万两，金器7千两。而在晚唐钱重物轻的巨大压力下，唐廷还曾把白银视为无益于生人、不可解饥寒的奢侈品，一度设法禁止岭北采

　　银，以便矿冶业中集中力量采铜铸钱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白银器饰的普及也难免受到一定影响。